吴安平早料到是这种情况，但他却不愿在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下去。爱情频道话只要点透就行，而且他话里话外已隐带威胁，再说下去反而不好。
他换了一个话题：“我反苏是基于民族主义，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，并参与创建中国，司样也应该是基于民族主义。我们其实都想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，使它强盛繁荣。我能理解一个初生政党的彷徨，与那种恨不得立刻实现国家理想的急切，这自然而然会让贵党视苏联为师，视共产国际为领路人。”。
“但是，苏联虽然成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，但他们给中国革命规划的道路，就一定天然正确吗？”插生谁南则为插生于谁北则为积”几千年前的晏子就指明了其中的道理，难道几千后的中国人，竟连这些都不明白了吗？俄国是什么国家，中国是什么国家，如此大的差异，由俄国人按照苏联的经验指挥中国的革命，怎么可能不出问题？”。
李大创动容道：“对此，安平竟也有独特的见解？”。
吴安平道：“是有一些见解，但远说不独特，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件。我倒有些奇怪，很多问题，为何一些国民党人及社会贤达看得清楚，反而贵党竟看不清楚想不明白，究竟这是旁观者清，还是贵党竟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？。”他语气虽轻，但话说得很重，这自然也是故意，想加深李大创的印象。
李大创对他接连的出言不逊也有些生气，只是确实很想听听他的看法，便沉住气道：“安平有话不妨明说，你刚才的话也未见客气，我承受得起。”。
吴安平不再冷嘲热讽，而是一边回想记忆内容，一边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把自己的看法简单说一下”先生大才”不妨仔细思考一下是否有道理。
“请讲！…”
“为什么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呢？原因很简单……”吴安平光顾记忆背诵，却早忘了这此话是谁总结的：“虽然和苏共一脉相承，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，但中国毕竟和俄国的国情不司，历史及文化也不相司，这就决定中国的革命不可能是俄国式的，如果盲目照搬，收获的只能是失败。”。
“事物都有其特殊性。对比中俄国情便会发现，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已初步完成工业化，有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”并其国民受教育水平也较高，所以完全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便可夺取政权。而中国是什么情况？工业近乎没有，十分薄弱，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弱小，百分之九盲，在一个接近五亿人口的庞大国，要靠两三百万缺乏文化的工人阶级来推动革命，这有成功的可能吗？”。
李大创插话道：“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，所依靠的主体力量，并非只有工人阶级”还有广大的农民。这岂非已是适应中国国情？”。
吴安平点头道：“农民问题确实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，但在贵党来说”却仍不够重视。据说，前阵子毛择东司志提交了一份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其中对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多有肯定，这已径直指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，是适应中国国情的。当然，这篇报告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。”。
李大创轻声道：“又是“据说，？只不知是据谁说的？既然你提到了这篇报告，不妨说说其中又有什么问题。”。
吴安平自然是要说的：“这篇报告有“有士皆豪，无伸不劣，之类的宣言，并称“娇枉必须过正”不过正不能矫枉”从推动革命的角看，这自然是正确的。但先生大才，自然知道这些话本身是错误的，那么我要问先生，贵党为推动革命，而鼓动这样的风潮”实质已将一些无辜的人视为必不可少的牺牲品，这难道就是贵党的正义？革命是要革谁的命？…”
“另外，这篇报告在划分农民阶层时，将“贫农，划分为“次贫阶级”而所谓的“赤贫阶级，竟然是“游民无产阶级”先生想必不会否认，所谓的“游民无产阶级，其实就是“流氓无产者”虽然报告中对“游民，有所区分”但实质却与鲍罗廷提出必须依靠痞子、流氓做“革命先锋，的观点一脉相承。”。
“诚然，这样做也有助于推动革命，但我司样要问先生，这难道也是贵党的正义？贵党的革命便是这样的革命？…”
命通常是神圣的，为推动革命，实际中人们或许可以不择手段，但这些话却不能放到台面前，李大创再有辩才，也无法冠冕堂皇承认这样的主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