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臣听说，京城居然有六百多位‘捉钱令史’，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。
如此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官员的位置都要被‘捉钱令史’占满。
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，地方挑选的精英分子，优中选优地，选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，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。
现在使用‘捉钱令史’，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，个个都给官职，如何得了？”
诸葛遂的话，也让在场的人沉默。
的确，捉钱令史的出现，使得传统正途出身的官员感到恐慌、愤怒。只是没人敢说而已。
这件事，李世隆也是略显迷茫的，因为国家太穷了。
从起事到现在，二十多年了，财税枯竭。
虽然有秦墨支招，但是把这些钱银摊牌下去，还是不够看的。
为了解决官员的俸禄和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问题，太上皇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制度，朝廷放贷和出租，即公廨钱和公廨田。
所谓“公廨钱”，是指朝廷给每一个衙门都分配一些土地和钱，由官员去经营，赚的钱就充作办公经费和俸禄，这样就不用朝廷发办公费用。
朝廷还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，再根据官员职位授予一部分职分田。
官员调任的时候，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，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。永业田则可以保留并传给子孙。
如此一来，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，不再需要朝廷发给的俸禄了。
可事实是，还是穷。
虽然一开始还行，可后面这两个制度，就崩溃了。
为了搞钱，李世隆甚至想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。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，精准定向“资助”衙门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。